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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俄文学外交是拓展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又一个抓手

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刘文飞教授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展中俄两国关系,人文合作与交流是一个抓手。鉴于俄罗斯文学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中俄之间应开展文学外交,作为拓展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又一个抓手。

卫星通讯社北京6月5日电 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刘文飞教授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展中俄两国关系,人文合作与交流是一个抓手。鉴于俄罗斯文学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中俄之间应开展文学外交,作为拓展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又一个抓手。

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中俄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俄连续举办国家年、媒体交流年、语言年、旅游年和青年友好交流年等主题年活动,人文交流与合作成为中俄关系的一大亮点。在谈到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时,刘文飞教授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人文合作与交流是发展中俄关系的抓手

他指出,中俄之间有一个能进一步增进交往的历史因素。许多中国人都有所谓“俄罗斯情结”,这实际上是上世纪50年代被大量引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艺术所产生的结果,它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艺术界人士对俄罗斯始终保持很高的关注度。俄罗斯方面其实也一样,他们自己很早就把自己定位成东西方,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桥梁,一种过渡,因此,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的关注,可能往往会超过欧洲其他民族和国家对东方的关注。有了这样两种历史语境,在中俄两个国家的交往中,人文的、文化的东西就无疑是很重要的。

刘文飞表示,大概20年前,中方就提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外交是一个抓手。而他自己则提出了“文学外交”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中俄之间的人文外交中,将文学外交再看成是一个抓手。因为在俄罗斯文化中有一个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也就是说,文学在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反过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所以,中俄文学外交应该在中俄人文外交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

刘文飞还指出,之所以要开展文学外交,是因为文学在中俄两个国家中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似乎超过文学在西方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在中俄两国人民中间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特别的,有时具有社会思想武器的作用,所以在中俄两国的国家关系中,文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仅如此,刘文飞同时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人文思想方面的研究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他说:“比如说,我们翻译了很多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但是对俄罗斯思想史上的著作,有系统地吸收和笑话还显得不够。我也想在近期编一套有关俄罗斯思想史的丛书,把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从整体上提升到思想史的层面上来。除了文学之外,我们现在对俄罗斯艺术学领域的名著的系统性引入其实还是不够的,相比对欧美国家艺术学著作的译介,我们对俄罗斯此类成果的介绍相对而言还是要少一些。”

刘文飞表示,总之,两国相关机构应该发动相关的人去多做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交往的事情,在这方面可以以文学外交为抓手,进一步拓展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刘文飞教授这样指出,所有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也就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程度可能不如以前的俄苏文学,事实可能也是如此。比如说当代的俄罗斯文学相对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显然都是相形见绌的。

但他表示,他对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来都不悲观。他说:“我不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跌入了一个低谷。”

刘文飞教授分析指出,首先,整个文学在当下,在各个国家,它对社会的作用力都在下降。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读的人变少了,那么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读的人也变少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读的人也在变少了。也就是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阅读的碎片化,文学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间的比重都在下降,影响力都在下降。所以,在中国,俄罗斯文学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关注力实际上更多地朝向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文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大批人留苏,而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人是留学欧美,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文化取向当然是更贴近西方,更何况西方又握有国际话语霸权。现在,好像没有人没看过好莱坞的大片,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没有人没读过俄罗斯文学一样。他说:“相形之下,俄罗斯文学当然没办法跟美国的大众文化抗衡。”

第三,当代的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创造力,显然低于托尔斯泰当时在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创作实力是在下降的,这种下降当然也如刚才所讲,各个国家的当代文学都比不上它们的黄金时期,因为现在不大可能又出来一个普希金,又出来一个托尔斯泰,因为历史语境已经不太一样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只可能产生在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阶段。

刘文飞教授表示,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集合到一起的话,就会觉得俄罗斯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有所降低的。他说:“但我还是觉得乐观的,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反倒是一种很正常的被接受状态。在目前,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整个外国文学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跟它的创作实力基本上相当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去读同一本俄罗斯文学作品,我觉得这种状态反倒是不正常的,我觉得现在各有所爱,各得其所,是正常的,俄罗斯文学成了中国文学读者的审美阅读对象,这也是一种回归。更何况,我们每年大概现在还可以出20到30种新翻译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其实俄罗斯文学在其它国家的译介情况大概也就这样,甚至还不如在中国。”

谈到在中国传播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工作及设想,刘文飞说,最近,他主编了一套“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译介了5-6本俄罗斯最近20年他认为最好的长篇小说。另外,他最近在商务印书馆也做了一套书叫“俄语诗人丛书”,想把俄罗斯10多位诗人纳入丛书,把他们的杰作集中起来,每人出一本诗集,用中文和俄文双语出版。他目前还正在主编六卷本的《俄国文学通史》,这部著作的写作已被列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他说,他的很多同事和朋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可以认为,俄罗斯文学在当代中国依然很繁荣,不仅如此,中国还很有可能是世界上译介俄罗斯文学最好的国家,其中就包括对俄罗斯当代文学的译介。

刘文飞,1959年出生,俄罗斯文学专家、翻译家、文学博士,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

曾获俄罗斯“友谊奖章”、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阅读俄罗斯”翻译奖、“莱蒙托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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